语言问题在尼采那里显现为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尼采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哲学中，语言问题作为思想的规定因素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简而言之，语言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主题之一。尼采所提倡的语言不是概念式的语言，而是身体性语言。它不仅仅包含某种话语、语词，而且还涉及到一些艺术性的表达方式，例如音乐和舞蹈。尼采认为本源意义上的语言是对深层“生命”（das Leben）经验的表达，而“生命”则是这种语言的本源。 　　在现代思想中，作为思想根本规定的理性已逐渐丧失其规定性。原因在于，在理性的架构之下，虽然可以对世界的本性有所认识，但在这种认识之外，还有着更为丰富的非理性内容。这些内容并非理性原则和活动的引申物，而是比起理性来说更为根本。基本这样一种状况，现代思想将其主题延伸至理性之外，不是从理性走向非理性，而是在根源之处抛弃掉理性的原则，不再用“理性”或“非理性”来称谓那有待沉思的存在，而是给予了存在以新的规定性。尼采的生命问题就在这样的意义上突显出来。 　　“生命”这一语词在尼采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尼采并没有对这个语词进行过专门的界定。依据其思想整体来看，所谓“生命”就是个体生存充分实现自身的创造性本性时所通达的生命力充盈的状态。“状态”（Zustand）是尼采常用的一个词，它意在表明，对个体生存的深层起着规定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种外在于生存的根据，而是生存自身之内的因素。生存立于自身的创造性之上所通达的积极状态就是其最为本真的规定性因素。这也就是“生命”一词的基本内涵。 　　表达问题并非外在于“生命”的。“表达”不是认识论意义上活动。在表达活动中，对“生命”的认识并不构成“表达”的目的。“表达”应摈弃一切认识论的意向性结构和意识的目的性。从“表达”的结构表达式上来看，并不是“去表达生命”，而是“生命表达自身”。“表达”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发生，它体现为“生命”表达自身的活动。因此，表达活动就是“生命”实现自身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植根于“生命”自身的创造性之中。 　　尼采曾这样说道：“使一个人深深震撼颤栗的某种东西，突然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准确和精细变得可见可闻”，“一切都以最迅捷、最正确、最单纯的表达方法呈现自己”，“一切存在的语言和语言宝库向你突然打开”。1 这是尼采所描绘的通达了“生命”状态时的体验，从中可以看出“生命”并不与其表达方式分裂开来。当我们通达“生命”状态时，唯一显现给我们的是生命活动。在对生命活动的艺术式体验中，我们把握住了“生命”，同时也获得了对“生命”的“表达”。对“生命”的“表达”固然不同于“生命”本身，它是“生命”显现自身的方式。 　　尼采对“生命”的表达方式问题的考察相关于语言问题。语言要表达“生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形而上学式的语言对“生命”的遮蔽让语言丧失了创造力。只有还原到语言的本源之处，寻找到一种适于表达“生命”的方式，才有可能让语言实现应有的生机。 　　尼采语言批判的一个主题就在于探讨如何从概念式中走出来，而返回到本真意义上的语言之中去。在他看来，概念式语言是与人的认识密切相关的，人们通过语言有意识地对某些对象进行认识。这种语言之中的概念及其语法结构都受着意识活动的制约，它们实际上是对意识把握世界的方式的一种固定。因此，概念式语言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语言，它相关于思维；而艺术式语言则是要借助于图画、隐喻和声音等方式象征性地表达某种生命状态，这些状态甚至未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从而未被认识把握住。“表达”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的活动，它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发生，是出于“生命”本能的需要，它同那被表达的“生命”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无意识领域。 　　这里需注意的是，尼采特别突出了象征性在“生命表达”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各种表达都是“生命”的象征，而非描述或抽象。音乐并不借助于具体形象，它用旋律与节奏在时间中的变化直接表达了“生命”，但旋律与节奏的变化并不先于生命力的流变，所以所谓的“直接表达”也只是相对于各种构形艺术而言，它并非真正说出了生命力的形态，而同样也是对“生命”的象征。各种艺术借助于具体的艺术形象象征性地表达生命力的活动。人们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要透视到生命力本身，只有这样才算是把握住了艺术的真谛。 　　由此可知，“生命”的表达是象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