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中国的加速发展，价值观、公理、正义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而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新闻活动或新闻报道中的体现，就是新闻伦理。当今社会环境的繁复多变，使得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常处于矛盾的境地，因此在新闻与伦理的两难中寻求平衡就显得越加重要。 一 新闻与伦理两难困境的根源 　　新闻与伦理的困境产生根源主要有两点：一是利益冲突，二是社会责任。近年来，在新闻媒体市场化的影响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除了担负采写、编辑的工作外，还肩负扩大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的任务。因此，免费馈赠和兼职就成为影响新闻界伦理的因素。导致新闻与伦理形成两难的另一个根源则是社会责任。由于担负着社会责任，有时新闻工作者通过调查掌握了事实，却因顾及社会的反响而无法将之披露。另外，在迎合部分受众的低级趣味及媒体间的恶性竞争下，有些媒体往往不择手段地抢新闻，陷自身于价值判断的迷乱中；更有甚者，以“公众知情权”为幌子，偷窥别人隐私、藐视他人生活尊严，用欺骗和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消息。基于这些因素，负责任的媒体经常为选择“新闻”或兼顾“伦理”而陷入两难的困境。 二 新闻与伦理两难困境的表现 　　在现实环境下，新闻工作者在寻求新闻真相的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当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意识与责任意识产生冲突时，便很难兼顾新闻伦理的要求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伦理中经常陷入困境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自由和隐私权 　　“新闻自由”及“隐私权”两者，先天就是难以两全的。当公众利益大于私人利益时，新闻媒体应加以追踪报道，政府或政治人物不能以“隐私权”为借口逃避新闻媒体的监督。同样地，媒体也不能打着自由的旗号，侵犯报道对象的私人空间，恣意践踏他人的隐私权。2.人道主义与真相报道 　　除却隐私权，公众对人道主义的呼号也往往会造成新闻与伦理的两难。以下这个颇受争议的案例告诉我们，面对真相，当事人苦苦哀求乃至以生命相威胁，是对新闻从业者进行客观报道的极大考验。 　　3.暴力血腥新闻与社会责任 　　新闻从业者面临的两难困境，还包括刊登死者照片及对暴力血腥事件的报道。这样的照片，即使是普通人看了也会觉得难受、恶心和恐惧，更不用说对逝者家属感情上的巨大伤害。 　　美国在报道9.11事件时，没有一张含有逝者清晰形象的照片，但是公众点燃烛火祈福的画面却为数不少，透漏出生的希望和对逝者的尊重。由此可见，在报道这方面的新闻时，只要分寸拿捏得当，可以把伤害减少到最低。 　　4.法庭报道与公正审判 　　媒体对犯罪新闻的报道，也面临着新闻与伦理之间选择的两难。媒体如果在这方面只字不提，则有愧于监督社会的职责；若任意夸大渲染，不但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不安，还会造成新闻预先审判，妨碍司法公正。有关这方面的争论亦从未休止。这类事件的报道与否，取决于媒体对新闻伦理的认知，以及新闻政策是否有所限制。 　　5.隐性采访与公众利益 　　此外，涉及社会敏感问题的报道，媒体也同样处于尴尬的境地。在危急情况下，是否应该为获得一个重要新闻采取暗访手段？康德认为，凡是欺骗，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他的“绝对律令”对这样的暗访手段就有异议。新闻从业员为获得信息而进入一个黑暗的组织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那一系列错误的行为，便会成为代理人。但若用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来理解，这一切又都合乎情理：新闻工作者的隐性采访是为了公众利益。 三、新闻与伦理的平衡准则 　　新闻与伦理的平衡之道，可谓见仁见智。参考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等在《媒体伦理学》一书中列举的五个伦理学准则，并结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此问题的平衡准则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 　　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已提出了中庸思想，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的是品德而非行为，他认为外在行为是个人内在性格的反射，有道德的人会养成节制的习惯；为了人类社会的向前推进，作为一个人，就应该遵循中庸之道。 　　根据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媒体应该避免两极：排除外界所有的影响，将获得的消息不加筛选的报道出来，实乃不足；处理世间纷扰，过多地受制于各种条件，就会失去自我的声音，完全沦为外界权力和利益的传声筒。近年来，新闻现象被层层晦暗不明和不确定因素所笼罩，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更凸显了亚里士多德中庸原则的见地。 　　2.康德的绝对律令 　　康德这一观点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共通之处。最早提出“良知”的是孟子，他说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