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鼎革之际，适逢日本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一些落魄的封建主、武士以及无业之徒勾结部分中国“奸民”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武装抢劫的勾当，渐次成为威胁沿海地区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倭寇的侵扰不仅严重破坏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甚者直逼京师危及新王朝的统治。有鉴于此，太祖积极防御倭寇。其措施分述如下： 　　进行外交努力。 　　洪武初年，新朝草创，国家尚未完成统一。当时北元势力仍然强大，雄踞大漠，时常伺机南下复辟。对于经历战乱亟待巩固政权的明王朝向北元和倭寇两面作战，是不明智的。对于新政权来说完成国家大一统才是当务之急，抗倭却不是最为迫切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倭患问题成为新王朝的优先选项。 　　洪武二年春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掠民男女而去。”太祖即遣杨载等人诏谕日本，除重建两国邦交，还要求日本制止倭寇的侵扰，措辞相当强硬。“见者，山东来奏，倭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胡持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罚不仁者哉。惟王图之。”[1]明王朝企图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在倭患问题上合作。“其使未至，于是复遣赵秩使日，怀量遣僧祖仪随秩奉表称臣，入贡来朝”[2]并归还倭寇所掠七十余人。然而外交途径成效不大，倭寇“然其剽掠如故也”且遍及整个沿海地区。 　　第二，厉行“海禁”政策。 　　依靠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经济实力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强化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对于全国局势的掌控至关重要。太祖平定方国珍、张士诚后，其党羽流窜至海上，对沿海多有骚扰。洪武四年十二月，太祖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时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故也。”[3]这则材料中可知最初的“禁海”政策并非针对倭寇，而是为了扫除沿海敌对残余势力，是一种临时性的内政方针。随着国内军事斗争的缓和沿海倭患的不断加剧，“海禁”政策也就演变成一种防倭的外交政策。太祖认为倭寇侵扰，无非贪念中华富贵，绝其贸易，可使倭人物资乏馈，侵扰便难以为继。故太祖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将肃清国内沿海敌对残余势力的内政方针上升为处理邦交的外交政策。太祖通过贸易限制阻止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达到消除倭患，可谓煞费苦心。 　　第三，完善以卫所为基础的沿海防御网。 　　古代中国向为来自西北游牧外敌所苦，对于来自东南海上的倭寇入侵，真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北方外患尚有御敌的经验可循，而对于海上之敌实无经验。据载“帝访（鸣谦）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以海上御之而。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砦垒错置其间，侧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傳岸。其兵则籍近海四丁取一以充，无烦客兵也。帝深以为然”[4]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防建设展开，完善卫所制度。随着倭患的加剧，太祖在沿海地区开始大规模增设卫所，筑城屯兵。如洪武四年令吴祯改编方国珍所部将士和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共十一万多人，隶属当地各卫所为军，凡沿海要害之地，均设置卫所，筑城屯兵。十七年命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二十年命周德兴抽调福建四府三分之一人丁，“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以补充福建沿海防倭兵力，同时“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后又在浙江设置定海、磐石、金乡、海门四卫；在松江小官场设金山卫，在青村、南汇嘴城各设千户所；绍兴置临山卫。二十一年汤和再次受命巡视闽粤，筑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领千户所十二”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自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西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犬羊盘错矣”[5]加以城池兵丁配合，逐渐形成了以卫所为支撑，以城堡为外援的沿岸防倭体系。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并恩泽后代“其后嘉靖间，东南苦倭患，和所筑城致坚，久而不圮，民躲赖以相保”。 　　第四，加强水军建设，主动打击倭寇。 　　“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赖如奔狼，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针对倭寇来去不定的特点，必须加强水军建设，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战策略，捣其巢穴方能根除倭患。根据鸣谦的御倭方略，朱元璋加强水军建设，特别是水军船只的修建和改造。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五年“诏浙江、福建濒海诸卫多橹快船以备倭。”这次造舟规模颇大，共计660艘，改变了以往在反倭斗争中“官军逐捕往往乏舟，不能追击”的被动局面。洪武五年之前水师主动进攻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