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中国曾有过非常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前现代社会中国经济、科技都领先于其他文明。但在17世纪以后，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了，18世纪末更是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此后的岁月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犹如神话一般，百年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上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强。而在中国，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则越拉越大，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她还浑然不知。直到被以鸦片为借口的战争触动，又在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道光皇帝曾哀叹清军“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即纷纷溃散”，“可见将濡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①清庭腐败虽为重要原因，但以冷兵器对热兵器实难不败。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留下了百年耻辱的记忆。一件件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一块块大好河山被列强蚕食，中国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刹那间跌至地狱深渊。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一个国家是多么的重要，中国以领跑自居，实在最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领先于其他文明？而现在不再领先？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一个英国人都在感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更应该在扼腕叹息之余，好好总结、好好探究。让我们从以下两个著名解释中来一探究竟。 　　一、科技落后的两种解释 　　（一）官僚体制论 　　李约瑟认为，“中国实行的官僚体制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实行的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体制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便诞生了。”②中国的官僚制度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并且中国之所以没有经常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于商人地位低下，不能掌握权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重农抑商。 　　（二）技术发明方式转变论 　　林毅夫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在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③“而西方世界在15、16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速，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短时间内，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三）从两种解释中得出的结论 　　李约瑟的“官僚体制论”和林毅夫的“技术发明方式转变论”考察角度各有侧重，但是都说明了在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民众偶发的技术工艺无法转化为科学，就更谈不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引发科技革命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中国实行的封建官僚体制、重农抑商制度都是属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范畴，所以这套小农经济为基础并结合与其配套的上层建筑的中国式封建体制才是“李约瑟之谜”的解。中西方的封建体制的区别，实质上是体现了中西方小农经济的不同。西欧领主制的小农经济(封建庄园为基础)，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分属不同呈封建割据状态的领主，结构十分脆弱。而中国小农经济基础是两个层次形成的“超稳定制度”，这两个层次包括：中央集权的统治(郡县制) 及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以儒家政治、道德信念构成的家国同构的组织体系。这套体制使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小农经济基础在确立过程对路径不断选择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制度变迁问题上提出“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④制度演进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或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有时甚至被“停滞”在某种状态下。要想摆脱这种状态，就十分困难，往往要依靠外部力量或外生变量的作用。 　　二、超稳定制度创造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 　　（一）集权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繁荣 　　正如李约瑟提到的维护灌溉体系，卡尔·魏特夫在其治水社会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古代特权文化都是治水文化，而整个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地区，像西欧、北美和日本属于这一类，其余基本上是治水社会。治水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