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 　　收容遣送制度最早实施于195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吸毒者和流浪乞讨人员等。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了这一制度。同年10月15日，民政部、公安部印发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详细表述了具体实施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了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守则：1、不准打骂、体罚和虐待被收容人员；2、不准敲诈、勒索、没收、侵吞被收容人员的财务；3、不准克扣被收容人员的粮食和其他生活供应品；4、不准检查被收容人员的信件；5、不准任用被收容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被收容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6、不准调戏妇女。其中，1999年颁布的《北京市收容遣送管理规定》表示，对于流浪乞讨的，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在本市无合法居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以及流浪街头无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严重缺损等的人员，依照国家规定予以收容遣送。 　　应该说，在这五十余年的事件里，收容遣送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共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维持社会形象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随着形式的发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1990年以来，随着城市化运动的进行，涌入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渐演变成了治安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又缺乏有效的法律加以监控，从而出现侵犯人们基本权利的行为。孙志刚的案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正是这一例子，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并最终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以及新的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二、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男，27岁，湖北武汉人，2001年在武汉科技艺术设计专业结业。今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 　　3月17日晚10时许，孙外出上网，途遇天河区街派出所民警检查身份证，因未带身份证，被作为“三无人员“带回派出所。孙的同学成先生闻讯后赶到派出所并出示孙的身份证，当事警官仍拒绝放孙。 　　3月18日，孙被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当晚，孙因“身体不适”被转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护站。20日凌晨1时多，孙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轮番殴打，于当日上午10时20分死亡。救护站死亡证书上称其死因是“心脏病”。4月18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尸检检验鉴定书，结果表明，孙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 　　6月5日上午，孙案开庭。 　　6月9日孙案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同日，孙案涉及的民警、救治站负责人、医生及护士一共6人，被分别判处2年至3年的有期徒刑。 　　三、制度终结及其分析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人民是最富有智慧的人民，其制定的法律制度具有其科学性与现代性。但是我国政策的执行方式是中央颁布的许多法律法规、政策条文需要地方政府执行的这样一种科层制度。 　　尽管在科层制度中等级原则严格，上下级关系明确，各级组织都有严格的权限范围，各级官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和等级的从属关系。细致的分工和明确的职责有利于减少摩擦，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具有人文关怀的收容遣送制度能演变出孙志刚事件的悲剧呢？ 　　从孙志刚事件我们科看出其折射出的制度问题。制度的衰变是发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我们也应看到科层制当中的许多弊端，正是这种“技术最优性”导致了科层组织中非理性因素的出现，诸如官僚主义的滋生、人性的压抑以及创新精神的窒息等。中央颁布的条文下达到地方的时候，经过层层扭曲，层层剥削，层层压榨。本先的宗旨已经面目全非。执行工作人员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个人利益甚至不完善的职业操守让制度扭曲，对地方执法造成种种问题。因此不得不废止旧的制度二实施新的收容遣送制度。新的制度与旧的制度宗旨一样。我们应该净化“管理色彩”，切割歪曲执行、扩大执行以及野蛮执行的问题。要不然，新的制度又难免沦为废除的结果。 　在我国，利益分化的过程是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发展的。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个人利益与他对社会所做得贡献结合起来。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利益的差异激发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并由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导致个人都理直气壮的追求自身的利益。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提到“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