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不是城镇居民，也不同于农民，是介于居民与农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曾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脱贫致富，“风光无限”，良好的政策环境使我国海洋渔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双面性。为了应对渔业资源衰退、近海水域海水污染严重和作业渔场的收缩这“三重约束”，也为了能保证渔业协定的顺利执行，我国渔业行政管理部门于2001年制定和实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政策。该政策的实施，迫使沿海地区渔民转产转业，离开他们多年赖以生存的海洋，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这种变化，带给渔民的是无奈、渴求、期盼，他们中部分渔民从农民群体中的“富翁”到社会群体中的“弱势”者，从纯渔民到“兼渔民，这种独特的身份变迁，势必会给渔民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关于渔民的概念， 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理解。归纳现有的理解，可分为以下三种：1、“从狭义上讲，农民是指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生产农产品的生产者；从广义上是讲，农民是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包括了从事畜牧养殖的牧民和水产养殖及捕捞的渔民等”。 [③]依据渔业属于大农业范畴的这种说法，渔民是农民的一部分。2、《辞海》中“渔民”的解释是以捕鱼为业的人。根据这个解释，可以将渔民理解为是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的总称。过去，从事渔业生产都以个人或家庭形式为主，现在有更多的以组织起来的单位形式从事渔业生产。按渔业法调整的渔业生产活动分析，渔业生产行为人包括单位和个人；按物权法规定的养殖权、捕捞权的权利人也包括单位和个人。因此，渔民的范围是包括单位和个人的。渔民的概念可以定为：从事渔业生产的自然人、组织和法人。从物权界定和保护方面理解，渔民就是养殖权人、捕捞权人 [④]。这个解释偏重于从法学角度来界定。3、在我国，渔民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即渔民不是法律主体，渔民只是一个世俗的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渔农民的身份界定十分清晰，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渔民在土改时国家没有分给土地，因此，渔民的口粮是国家供给的，在户口簿上“农”、“渔”身份被清晰地载明。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6年《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由于在《渔业法》中未对渔民和渔民权益作出专门规定，捕鱼成为每一个公民以及法人都可参与的权利，于是，大量的农民及工商资本进入渔业领域，目前下海捕鱼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渔民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城镇居民等进入捕鱼行业。所以，很多捕鱼的不一定是传统渔民。 分析以上三种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渔民可分为传统渔民和现代渔民，又根据《辞海》的解释，渔业即为“水产业”，那么，所有从事水产业的人即为渔民。因此，根据作业位置的不同，又可分为内陆湖区渔民和沿海渔区渔民。本文的研究主体“渔民”特指我国东部沿海渔区的从事捕捞业的传统意义上的渔民，即祖祖辈辈以渔为生或者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中确定为渔民身份的人。 明确了渔民的概念，那么，“离海”渔民 就是指原从事海洋渔业捕捞的渔民，渔船拆解后从事或准备从事其它行业的渔民，或放弃原先所从事的渔业捕捞行业转到或准备转到其它行业的渔民。 二、渔民群体概述 1978年至2000年期间，我国渔民收入呈动态变化态势，存在着明显的高速增长、发展缓慢两个波动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一1988年。这期间，我国渔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2.2%， 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渔民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具体数据 为：1978年—1988年，渔民人均纯收入（元）分别为93、126、171、233、320、444、626、725、1051、1517；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分别为343、387、478、492、527、564、651、739、899、1002、1181。 这10年间，渔民人均纯收入从93元增加到1517元，增加了1424元，每年平均增加142.4元，年均增长26.6％，是解放后我国渔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1987年以前，由于渔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居民与渔民收入差别逐步缩小，1987年和1988年甚至反超。收入的增加，使得80年代是渔民“最风光”的时期。 第二阶段：1988年至2000年渔民的收入增长呈动态波动期，但总体上渔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具体数据为：渔民人均纯收入（元）分别为1517、1323、1392、1560、1726、2294、2936、3352、3826、3974、4323、4474、4725；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分别为1181、1375、1510、1700、2026、2577、3496、4283、4839、5160、5425、5854、6280。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