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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摘要： 目的：探讨卵巢癌患者的绝望情绪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以连续的262例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Beck绝望量表评估患者的绝望发生情况。应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结果：Beck绝望评分为7.2±3.4（1-18分），中重度绝望者58例。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经济水平和抑郁是影响绝望水平的独立因素。结论：部分卵巢癌术后患者具有中重度的绝望水平，提高社会支持、降低抑郁水平有助于降低患者的绝望情绪。
关键词：卵巢癌；绝望；社会支持；抑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Hopeless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
YU Shuju, CHEN Shengying, WU Meil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vel of hopeless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26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were included.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hopelessness.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level of hopelessness with other variable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Beck hopelessness score was 7.2 ± 3.4 (1-18 points), and 58 cases showed moderate to severe hopelessnes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economic level and depression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hopelessness. Conclusion Part of the postoperative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show moderate to severe hopelessness. The level of hopelessness will be further decreased by improving social support and reducing depression.
Key words:Ovarian cancer; Hopelessness;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
卵巢癌患者预后不良，确诊时多数情况下已经是III期或IV期，5年存活率约20%-30％[1,2]。目前，国内关于卵巢癌患者绝望情绪的研究极少，本研究拟探讨卵巢癌患者绝望情绪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护理效果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11.6-2014.5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连续的262例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病理学诊断为原发性卵巢癌；（2）年龄≥18 岁，且知晓病情；（3）住院期间行手术治疗，包括根治性手术和姑息性手术。排除标准：（1）有精神病史、认知障碍者；（2）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如肠瘘者；（3）不愿意参加研究者。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通过，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由受过专门培训的研究者在患者出院前1-2天发放问卷，主要包括一般资料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Beck绝望量表，填写完毕后现场回收，有效回收率100%。答卷过程如有疑问随时向研究者询问。
一般资料问卷主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水平、职业情况、费用支付方式、宗教信仰、手术类型（姑息性手术和根治性手术）和病理分期等信息。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参考文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用于评价社会支持的来源和程度，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以评分中位数为界将研究对象分为高水平社会支持组和低水平社会支持组。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参考文献？）由焦虑和抑郁两个分量表组成，用于评估病人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该量表焦虑和抑郁总分范围各为0～21分，≥8分提示有焦虑或抑郁症状。
Beck 绝望量表（参考文献？）由20 条项目组成，用于评估绝望水平。总分范围0～20 分，评分越高表明绝望程度越高：0～3 分正常，4～8 分轻度绝望，9～14 分中度绝望，＞14 分重度绝望[9]。
1.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16.0做统计分析，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特点和绝望水平特点
研究对象年龄（33～78）岁，平均(54.6±13.2)岁。已婚者242例（92.4%），未婚者9例（3.4%），离异、丧偶者11例（4.2%）；初中及以下学历者139例（53.1%），初中至高中或中专学历者80例（30.5%），大专及以上者43例（16.4%）；家庭月总收入＜5000元/月者95例（36.3%），5000-10000元/月者128例（48.9%），＞10000元/月者39例（14.9%）；在职工作者111例（42.4%），不在职工作者151例（57.6%）；公费医疗者17例（6.5%），医保者222例（84.7%），自费者23例（8.8%）；有宗教信仰者49例（18.7%），无宗教信仰者213例（81.3%）；根治性手术158例（60.3%），姑息性手术104例（39.7%）；术后病理分期I-IV期分别有35例（13.4%）、74例（28.2%）、97例（37.0%）、56例（21.4%）。Beck绝望评分为7.2±3.4（1-18分），评分正常者124例（47.3%），轻度绝望者80例（30.5%），中度绝望者40例（15.3%），重度绝望者18例（6.9%）。
2.2 影响绝望情绪的单因素分析
根据绝望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中重度绝望组（58例）和非中重度绝望组（204例），单因素分析显示，与非中重度绝望组相比，中重度绝望组的文化程度（平均秩次114.4 vs 136.4，uc=2.287，p=0.022）、家庭月总收入（平均秩次91.7 vs 142.8，uc=2.913，p=0.004）较低，有宗教信仰的比例较低（8.6% vs 21.6%，χ2=4.979，p=0.026），低水平社会支持者（63.8% vs 46.1%，χ2=4.979，p=0.026）和抑郁者（22.4% vs 11.8%，χ2=4.223，p=0.040）比例较高，而年龄、婚姻、职业状态、费用支付方式、手术类型、病理分期和焦虑无明显差异。
2.3 影响绝望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绝望水平为因变量，文化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宗教信仰、社会支持和抑郁为自变量做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经济水平和抑郁情绪是影响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的独立因素（表1）。
表1 影响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的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3 讨论
尽管需要手术和化疗，但是据报道，在化疗间歇期大多数卵巢癌患者躯体功能仅有轻微衰退和不适[3,4]，因此，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卵巢癌患者的身体、心理问题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绝望是以消极期待为特征的认知状态[5]，是一个预测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因子[6,7]，能够降低患者参与有效的医疗决策的能力[8]，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卵巢癌患者虽然预后较差，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存在显著的绝望情绪[10]。了解卵巢癌患者绝望情绪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更有效地沟通，从而减少绝望程度，提高生活质量。（此段删去）本组研究显示，约有1/5的患者具有中重度的绝望水平，提示大部分患者对于疾病治疗抱有信心。这可能与卵巢癌手术本身特点有关。卵巢癌的手术对于日常生活如饮食、活动、大小便等影响相对较少，术后无明显临床症状，患者的躯体功能较高[3,4]。躯体改变不显著，由此带来的负性情绪就会减弱，这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似[11]。另外，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和肿瘤相关知识的普及，患者对治疗效果持有较高的期望值，这也可能是患者绝望水平较低的原因。
本组资料的单因素和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影响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社会支持和抑郁，尤其是经济水平、社会支持和抑郁是影响绝望水平的独立因素。而疾病分期、手术类型等能够反映病情早晚的客观指标均对绝望水平无显著影响，这提示患者的绝望水平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卵巢癌是一种显著的应激源，经济资源作为应激应对资源的一个重要形式，可以减少应激源所带来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因此经济水平较高的患者，其绝望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社会支持会提升患者的希望水平[12,13]，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另外，很多研究表明，抑郁与负性情绪存在密切相关[7,14]，本研究也发现抑郁是影响绝望情绪的独立因素，与有关研究一致（参考文献）。
由于经济水平这一影响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而抑郁和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护理工作得以改善，因此这两者对于降低卵巢癌患者的绝望情绪来说更有实用意义。首先，由于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制定、发放宣教手册丰富病人家属相关的知识和技巧，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这对于中重度绝望的患者尤其重要；其次，住院期间护理人员要给予患者更多的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可以采取家属参与护理模式，出院后进行定期的心理随访指导，从而降低患者的抑郁水平和绝望水平。
总之，本组研究发现，部分卵巢癌术后患者具有中重度的绝望水平，提高社会支持、降低抑郁水平将会有助于降低患者的绝望情绪。
本研究的缺陷在于，样本为横断面资料，无法推知患者绝望水平随时间推移的改变，尤其是后期患者可能还要接受化疗等辅助治疗，其绝望水平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二，研究对象具有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并且调查时间均在术后出院前，这虽然减少了异质性，但是限制了本研究的推广应用，比如复发卵巢癌患者、术后长期生存患者的绝望水平如何并不明确。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如队列研究仍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郑全庆，王平，惠荣，等.卵巢癌患者预后因素的Cox 回归分析[J]. 癌症，2009，28（2）：205-208.
[2] Armstrong D, Bundy B, Wenzel L, et al. Intraperitoneal cisplatin and paclitaxel in ovarian cancer[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6, 354(1): 34–43.
[3] Basen-Engquist K, Bodurka-Bevers D, Carmack C.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exual function of ovarian cancer survivors[J].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01, 10(2): 229.
[4] Ferrell B, Smith S, Cullinane C, et al.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varian cancer survivors[J]. Cancer, 2003, 98(5): 1061–1071.
[5] 刘慧，贾存显，徐爱强，等.Beck 绝望量表在农村自杀死亡研究中的信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11）：867-871.
[6] Brothers B, Andersen B. Hopelessness as a predictor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coping with recurrence[J]. Psychooncology, 2009, 18(3): 267-275.
[7] 郭丽，刘贵浩，薛允莲，等.大学生D型人格与抑郁、绝望及自杀倾向的相关分析[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9，35（10）：580，585.
[8] 高晖，赵阳，曹英娟，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病人决策延迟影响因素研究[J]. 护理研究，2013，27（29）：3236-3238.
[9] 刘小娟，陈冲，杨思，等.认知情绪调节在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焦虑、绝望之间的调节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8）：987-988.
[10] Jones J, Huggins M, Rydall A, et al. Symptomatic distress, hopelessness, and the desire for hastened death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3, 55(5): 411–418.
[11] Gross AH1, Cromwell J, Fonteyn M, et al. Hopelessness and complementary therapy use in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J]. Cancer Nurs, 2013, 36(4): 256-264.
[12] 罗宝嘉，覃惠英，郑美春.永久性结肠造口患者社会关系质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 中华护理杂志，2014，49（2）：138-142.
[13] 林小静，胡萍，周宏，等.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4，10（9）：993-996.
[14] 顾光绪.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抑郁与绝望的心理护理[J]. 中外健康文摘，2010，7（28）：317.
关键词：卵巢癌；绝望；社会支持；抑郁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Hopeless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after surgery
YU Shuju, CHEN Shengying, WU Meil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vel of hopeless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26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were included.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hopelessness.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level of hopelessness with other variables in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Results Beck hopelessness score was 7.2 ± 3.4 (1-18 points), and 58 cases showed moderate to severe hopelessnes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economic level and depression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hopelessness. Conclusion Part of the postoperative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show moderate to severe hopelessness. The level of hopelessness will be further decreased by improving social support and reducing depression.
Key words:Ovarian cancer; Hopelessness;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
卵巢癌患者预后不良，确诊时多数情况下已经是III期或IV期，5年存活率约20%-30％[1,2]。目前，国内关于卵巢癌患者绝望情绪的研究极少，本研究拟探讨卵巢癌患者绝望情绪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护理效果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11.6-2014.5期间在我院住院治疗的连续的262例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病理学诊断为原发性卵巢癌；（2）年龄≥18 岁，且知晓病情；（3）住院期间行手术治疗，包括根治性手术和姑息性手术。排除标准：（1）有精神病史、认知障碍者；（2）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如肠瘘者；（3）不愿意参加研究者。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通过，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由受过专门培训的研究者在患者出院前1-2天发放问卷，主要包括一般资料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和Beck绝望量表，填写完毕后现场回收，有效回收率100%。答卷过程如有疑问随时向研究者询问。
一般资料问卷主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水平、职业情况、费用支付方式、宗教信仰、手术类型（姑息性手术和根治性手术）和病理分期等信息。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参考文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用于评价社会支持的来源和程度，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以评分中位数为界将研究对象分为高水平社会支持组和低水平社会支持组。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参考文献？）由焦虑和抑郁两个分量表组成，用于评估病人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该量表焦虑和抑郁总分范围各为0～21分，≥8分提示有焦虑或抑郁症状。
Beck 绝望量表（参考文献？）由20 条项目组成，用于评估绝望水平。总分范围0～20 分，评分越高表明绝望程度越高：0～3 分正常，4～8 分轻度绝望，9～14 分中度绝望，＞14 分重度绝望[9]。
1.3 统计分析
使用SPSS16.0做统计分析，所有的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特点和绝望水平特点
研究对象年龄（33～78）岁，平均(54.6±13.2)岁。已婚者242例（92.4%），未婚者9例（3.4%），离异、丧偶者11例（4.2%）；初中及以下学历者139例（53.1%），初中至高中或中专学历者80例（30.5%），大专及以上者43例（16.4%）；家庭月总收入＜5000元/月者95例（36.3%），5000-10000元/月者128例（48.9%），＞10000元/月者39例（14.9%）；在职工作者111例（42.4%），不在职工作者151例（57.6%）；公费医疗者17例（6.5%），医保者222例（84.7%），自费者23例（8.8%）；有宗教信仰者49例（18.7%），无宗教信仰者213例（81.3%）；根治性手术158例（60.3%），姑息性手术104例（39.7%）；术后病理分期I-IV期分别有35例（13.4%）、74例（28.2%）、97例（37.0%）、56例（21.4%）。Beck绝望评分为7.2±3.4（1-18分），评分正常者124例（47.3%），轻度绝望者80例（30.5%），中度绝望者40例（15.3%），重度绝望者18例（6.9%）。
2.2 影响绝望情绪的单因素分析
根据绝望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中重度绝望组（58例）和非中重度绝望组（204例），单因素分析显示，与非中重度绝望组相比，中重度绝望组的文化程度（平均秩次114.4 vs 136.4，uc=2.287，p=0.022）、家庭月总收入（平均秩次91.7 vs 142.8，uc=2.913，p=0.004）较低，有宗教信仰的比例较低（8.6% vs 21.6%，χ2=4.979，p=0.026），低水平社会支持者（63.8% vs 46.1%，χ2=4.979，p=0.026）和抑郁者（22.4% vs 11.8%，χ2=4.223，p=0.040）比例较高，而年龄、婚姻、职业状态、费用支付方式、手术类型、病理分期和焦虑无明显差异。
2.3 影响绝望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绝望水平为因变量，文化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宗教信仰、社会支持和抑郁为自变量做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经济水平和抑郁情绪是影响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的独立因素（表1）。
表1 影响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的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χ2值 p值 OR值(95%可信区间) |
|
社会支持 -0.157 0.038 4.957 0.037 0.841(0.592-0.914) 经济水平 -0.123 0.028 4.316 0.043 0.893(0.454-0.945) 文化程度 -0.093 0.035 3.178 0.133 0.968(0.937-4.322) 宗教信仰 -0.136 0.027 2.872 0.182 0.949(0.838-4.761) 抑郁 0.241 0.039 6.732 0.024 1.438(1.126-5.466) |
尽管需要手术和化疗，但是据报道，在化疗间歇期大多数卵巢癌患者躯体功能仅有轻微衰退和不适[3,4]，因此，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卵巢癌患者的身体、心理问题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绝望是以消极期待为特征的认知状态[5]，是一个预测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和自杀意念的因子[6,7]，能够降低患者参与有效的医疗决策的能力[8]，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卵巢癌患者虽然预后较差，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存在显著的绝望情绪[10]。了解卵巢癌患者绝望情绪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更有效地沟通，从而减少绝望程度，提高生活质量。（此段删去）本组研究显示，约有1/5的患者具有中重度的绝望水平，提示大部分患者对于疾病治疗抱有信心。这可能与卵巢癌手术本身特点有关。卵巢癌的手术对于日常生活如饮食、活动、大小便等影响相对较少，术后无明显临床症状，患者的躯体功能较高[3,4]。躯体改变不显著，由此带来的负性情绪就会减弱，这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似[11]。另外，由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和肿瘤相关知识的普及，患者对治疗效果持有较高的期望值，这也可能是患者绝望水平较低的原因。
本组资料的单因素和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影响卵巢癌患者绝望水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社会支持和抑郁，尤其是经济水平、社会支持和抑郁是影响绝望水平的独立因素。而疾病分期、手术类型等能够反映病情早晚的客观指标均对绝望水平无显著影响，这提示患者的绝望水平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卵巢癌是一种显著的应激源，经济资源作为应激应对资源的一个重要形式，可以减少应激源所带来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因此经济水平较高的患者，其绝望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社会支持会提升患者的希望水平[12,13]，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另外，很多研究表明，抑郁与负性情绪存在密切相关[7,14]，本研究也发现抑郁是影响绝望情绪的独立因素，与有关研究一致（参考文献）。
由于经济水平这一影响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而抑郁和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护理工作得以改善，因此这两者对于降低卵巢癌患者的绝望情绪来说更有实用意义。首先，由于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制定、发放宣教手册丰富病人家属相关的知识和技巧，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这对于中重度绝望的患者尤其重要；其次，住院期间护理人员要给予患者更多的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可以采取家属参与护理模式，出院后进行定期的心理随访指导，从而降低患者的抑郁水平和绝望水平。
总之，本组研究发现，部分卵巢癌术后患者具有中重度的绝望水平，提高社会支持、降低抑郁水平将会有助于降低患者的绝望情绪。
本研究的缺陷在于，样本为横断面资料，无法推知患者绝望水平随时间推移的改变，尤其是后期患者可能还要接受化疗等辅助治疗，其绝望水平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二，研究对象具有严格的纳入、排除标准，并且调查时间均在术后出院前，这虽然减少了异质性，但是限制了本研究的推广应用，比如复发卵巢癌患者、术后长期生存患者的绝望水平如何并不明确。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如队列研究仍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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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小娟，陈冲，杨思，等.认知情绪调节在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焦虑、绝望之间的调节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8）：987-988.
[10] Jones J, Huggins M, Rydall A, et al. Symptomatic distress, hopelessness, and the desire for hastened death in hospitalized cancer patients[J].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3, 55(5): 4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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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林小静，胡萍，周宏，等.乳腺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4，10（9）：993-996.
[14] 顾光绪.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抑郁与绝望的心理护理[J]. 中外健康文摘，2010，7（28）：317.